10月25日《河南商报》报道，近日，郑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妇将小女儿诉至法院，要求小女儿每月支付赡养费800元，并一月回家探望两次。24日，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后，郑州市民张丽萍（化名）每月除向父母支付200元赡养费外，还必须两次回家探望父母。
 
　　能“执行”下去吗
 
　　以“常回家看看”为基本形式的精神赡养，更多的应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、慰藉。然而，这种对簿公堂之后的“常回家看看”，到底能否执行，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老人带来安慰，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 
　　其实，《婚姻法》及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等法律法规中，都有关于精神赡养的条文与规定。但是，精神赡养更多地属于道德范畴，而且上述法律法规对于精神赡养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，对于精神赡养强制执行如何履行、违背精神赡养的法律后果，以及司法审判之后的救济方式等方面，还都是空白。
 
　　因此，笔者认为，“常回家看看”成为司法实践后，如果精神赡养问题能够从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责任，无疑是一种进步。但另一方面，老人赢了官司后，却有可能使本来就紧张的家庭关系，变得更加不可调和。这是在判决“常回家看看”成为现实后，家庭伦理和司法实践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
 
　　如今，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正在不断接受挑战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道德评价已不能很好地约束子女们履行赡养义务。同时，在老龄化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，很可能还有不少老人会因为此类问题将子女告上法庭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“常回家看看”的司法实践与家庭伦理之间的脱节，应该尽力弥补，力求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。（据《齐鲁晚报》石子砚/文）
 
　　司法审判能重建社会道德吗
 
　　“孝”对中国社会来说，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价值。道理很简单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子女如果没有孝心，不知道尊老敬老，则家庭必然就不和谐；而家庭不和谐，则社会和谐又从何谈起？从中国社会的传统来看，“孝”是整套社会道德规范的逻辑起点，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家庭都没有责任感，我们又如何相信他会对自己服务的组织、单位乃至社会大众有责任感呢？当然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“孝”，指的是一种新型的天伦之爱，而不是古代宗法社会的“孝道”。
 
　　“孝”如此重要，那么社会就应该调动起各种力量去维护它。遗憾的是，在这个案例中，除了司法的力量，我们却没有看到其他的力量。司法判决虽然具有强大的强制力，不过用来维护社会道德，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，因为判决只能约束人的行为，却不能约束人的内心。对此，老人的一位邻居可谓一语破的：“如果每次去都吊个脸，没一点高兴劲儿，去看了又有啥意思呢？”
 
　　显然，单靠司法审判无法维系或重建普世道德的，郑州的这一判决，与其说是找到了重建道德的有效方式，不如说是暴露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无力。重建社会道德，还须要我们放开眼光，调动起舆论的力量、教育的力量、艺术的力量、典范的力量一起投入，庶几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。 （据《扬子晚报》郭松民/文）
 
　　用法律弥合亲情算不上良方
 
　　用法律来矫正失衡的亲情，这虽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但却让人遗憾和伤感，因为这种做法未必就能得到理想的结果，因为这只可保证子女看望父母的次数，如果子女每次去都没一点高兴劲儿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 
　　其实，近些年，精神赡养问题日益突出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推进，随着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古训苍凉逝去，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加，老人空巢问题日益突出。当子女们挥别故乡，在城市里孤独打拼时，其艰辛的生活也让他们无暇顾及乡下父母，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 
　　以笔者为例，如果让我每个月回家探望父母两次，委实太不现实。每周休息一天，要是利用这一天回老家，尚不够舟车劳顿的时间。有时，静下心来，每每想起年迈的父母，想起日益疏远的故园，怎不生出立刻回到老家的愿望？不过，也只能想想而已。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，成为“房奴”很尴尬，何况有些人连成为“房奴”的资格都没有，对于这些人，如何能实现每月回家探望父母两次的低标准？
 
　　谁都无法回避，空巢问题不单是一个家庭的问题，它是沉重的社会问题，精神赡养的危机令人惶恐，但单靠子女恐怕是不行的。假如，我们永远是都市的异乡人，我们又怎能让父母安享天伦之乐？假如，我们永远如陀螺般生活，我们又怎能平静而优雅地精神赡养？
 
　　当然，外在的压力不是我们回避亲情的理由，但外压却总能使我们在亲情面前变得疲惫和焦灼。平心而论，没有多少子女是昧良心的，从日前网上兴起的晒孝心现象看，太多人因不能探望父母而惭愧甚至不安。但愿用法律弥合孱弱亲情的官司越来越少。（据《大河报》秦淮川/文）
 
　　精神赡养官司没有赢家
 
　　在这场法院强断家务事的官司中，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。
 
　　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如今，法院虽然立案并判决了这起“家务事”，但却很容易遭遇执行难问题，毕竟，精神赡养问题更接近于道德范畴。如果作为子女的张丽萍消极抵制判决，黑着脸回家、不冷不热地探望，判决就失去了实际意义，法院也不能从根本上把不孝子女怎么样。那么，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法律之外，还有道德。
 
　　在不少欧美国家，社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道德委员会和道德监管机构，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个人违反了社会公德，但又不至于触犯法律，那么，就由道德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进行处理和纠正——他们决不允许你在道德的许可范畴之外去为所欲为。在中国，这样的机构不是很多，但是，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成立一个名叫“和谐委”的机构，专门通过舆论和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不和谐问题。更进一步讲，目前各社区都有居委会或街道办，我觉得，它们不妨承担起这种“道德委员会”和“和谐委”的职责，从法律之外，从源头上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问题。
 
　　让法律的归法律，让道德的归道德，这恐怕更符合和谐社会的发展要义。 （据《河南商报》刘克军/文）